2011年10月23日 星期日
2010年11月1日 星期一
敦煌寫卷伯2323《聖教序》初探
敦煌寫卷伯2323《聖教序》初探
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兼任助理 教授／張明萊2008.11.02
內容摘要
本論文主要為研究初唐敦煌佛經寫卷書法時，發現典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寫本部東方組之敦煌寫卷，伯2323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前有《聖教序》一篇，目前學術界對此卷尚未有相關性之專文論述。此卷點畫用筆方嚴勁強，體勢峻拔緊結，以斜勢縱扁寬窄，或端謹或攲正，錯綜參合，其楷書風貌與銘石書《啟法寺碑》、《等慈寺碑》、隋寫卷伯2091《勝鬘義記》、初唐寫卷斯2838《維摩詰經卷下》相近，有著初唐早期楷書之北派特色。其抄寫時間為貞觀廿二年（648年），於時間上皆較褚遂良《雁塔聖教序》（653年）、王行滿《招提寺聖教序》（657年）、《同州聖教序》（663年）、《集字聖教序》（672年）等四種碑刻本為早。此卷《聖教序》書法價值應足為研究初唐書法史增入珍貴資料，惟目前筆者尚未見真蹟及微卷，故權以初探析述之。
關鍵詞：聖教序、初唐、敦煌佛經寫卷
壹、前言
敦煌寫卷為近人所重視之史料，其題記載有年月者，從最早三國魏明帝景初二年（238年）《佛說五王經》題記[1]至最晚北宋真宗咸平五年（1002年）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[2]時間長度綿延了七百餘年，灼灼其華已積澱地相當可觀。而敦煌寫卷書法發展過程，亦不斷受中原書法之沾溉，奕葉繼軌，歷經漢末魏晉之蘊釀、東晉十六國之形成、南北朝之發展、及隋之融會轉承而漸趨成熟，至初唐寫卷書法之昌盛，[3]已臻精湛完善。唐太宗振興儒學，專立書學，文治武功鼎盛，社會經濟繁榮，建立當時新時代的文化高峰，初唐敦煌寫卷書法即是在這樣的一片文化沃土中，而開花結果。
敦煌寫卷書法以紙質寫本留存最多，有裨於書法鑑賞。二十世紀初有學者書家沈增植、錢玄同、劉復等，倡議應予重視；繼有于右任、沈尹默、啟功、王壯為等，也倡導未嘗間斷，當代敦煌學者饒宗頤、陳祚龍等亦步武而連篇論述，殷殷呼籲希望後生學子投入研究。至八、九十年代，有關書法領域之視野，已有學人提出碑、帖、經等三種系統之論述，[4]其中「經」系統即指敦煌遺書寫卷，而認為敦煌書法應是傳統書法中的一種重要書體。
目前存世漢文敦煌遺書總數共約五萬八千餘卷，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是佛經寫卷。[5]敦煌佛經寫卷除具有研究中國中古時期文化與佛教的文獻價值之外，也因其書寫文字以漢字居多，而就其書法價值，已成為近、現代書法家研究、創作之重要藝術文化資產。敦煌寫卷從三國至北宋，歷代寫卷書體風貌繁複豐贍，深具書法研究價值，敦煌寫卷尚未重現於世時，初唐之前的經典書法，以碑刻銘書較多，而碑刻銘書常因刻手優劣不同，難免導致原有書寫筆畫失去靈動氣勢。敦煌佛經寫卷以紙質墨書抄本居多，敦煌寫卷五萬餘卷，其中唐代所佔比率最豐，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，其中又以初唐佛經寫卷精品較多，其墨蹟神韻俱足，氣清神秀，極能體現筆墨優美，甚至有些精品寫卷，為唐人寫經之最，幾乎與當時主流名家同妙並轡，或可謂為宋書家之前流，此於宋人書論中亦有諸多贊譽。[6]
本文討論之敦煌寫卷伯2323，於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稱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[7]，而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則稱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‧大唐三藏聖教序》[8]，《聖教序》並冠於此卷卷首。茲為《聖教序》資料免於遺漏，復據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及黃永武《敦煌遺書最新目錄》，共蒐集有十五卷初唐《聖教序》影本。[9]目前因囿於未能目睹原蹟或微卷，故此篇權且以初探試論，而為拋磚引玉之述。
貳、初唐書法與佛經寫卷
初唐敦煌佛經寫卷書法，在縱向上承隋而賡續發展；在橫向上受當時政治文化的影響，有帝王之尊儒、崇佛以及對書教之重視，而將初唐敦煌佛經寫卷書法的昌盛精妙推向高峰。就儒學與書法之關係而言，於文化上以儒學尊孔為體，於書法上以宗尚王書為用，儒家之中和思想成為當時美學的反映，而使當時書法表現著趨向規範化的風貌。至於寫經規範之推動，則與當時官署書學之王書系統的主流書家所貫徹的楷法教學有關，而促使當時佛經抄寫朝向精謹書風，此一影響由中央而至地方。
唐太宗崇尚王右軍書法所締造的權威性，使王書成為當時書法社會的主要基準。所謂「上既崇之，下彌企尚，」在王書旋風席捲之下，全國上下不論官署、民間莫不學王，當時主流書家虞世南、歐陽詢即於王書風潮下奉敕入弘文館教示楷法，[10]褚遂良也於當時身為館主檢校事務。[11]唐人尚法，初唐主流書家是引導者，當時書學理論與實務教學自此於書教體制內生根萌芽，並依傍著儒、釋融和的時代思潮，而不斷闡揚著初唐精謹工整的楷書風格，於朝廷所管轄之各機構訓練的書手雲集，也因佛教弘揚的熱絡而經生輩出。初唐經生在王書風潮及書教機制下，無不承嗣當時主流書家之法乳，經生書風貌之特色是嚴守法度，體現遒勁麗雅、精謹端整，尤其已臻造妙之官寫卷，其用筆之精到，幾乎不減於主流書家之高明。初唐敦煌佛經寫卷以小楷書為主，其風格總體來說，端謹和穆，秀雅勁拔。
初唐敦煌佛經寫卷於書法研究之重要性，中外學者皆畀予正視。日本比田井天來〈初唐書法之概觀〉：「西域出土的寫經真跡，是橘瑞超氏奉大谷光瑞伯之命，前往西域探險旅行時所獲得的成果，中村不折氏從中選取二三種代表性的真跡，收錄在他的《禹域出土墨寶》一書中。當然這些真跡與虞、歐、褚等一流的名家相較，只能列為二三流，然而以“書法研究”的立場來說，親睹真跡是最難能可貴的事，如今欲觀虞、歐、褚等名家之真跡，宛如幻夢一般，他們的筆跡全部要從碑刻之中取得，因此，這些真跡在書法史上應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。」[12]我國近代學者陳寅恪《敦煌劫餘錄序》：「一時代之學術，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。取用此材料，以研求問題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。」[13]故欲窺初唐主流書家用筆法度與形質神態，初唐敦煌佛經寫卷將成為新世紀之新材料，為當代學術之新潮流，同時其所帶來新的書法議題，正待我們共同鍥而不捨地發掘。
參、初唐《聖教序》與敦煌寫卷《聖教序》
初唐高祖時曾有沙汰僧尼反佛之舉，惟至太宗因受玄奘法師影響，其晚年已篤敬佛教，貞觀二十二年六月應玄奘法師之請，親製《聖教序》，並敕貫眾經之首，[14]太子李治於同月也續作《述聖記》。[15]太宗、高宗為新經製作《序、記》，顯示帝王虔心崇佛，正催化當時佛教之興隆，且二帝之《序、記》亦著錄內府[16]與佛寺[17]，當時又有書法名家書碑流傳，《聖教序》輒成一時代豐碑，廣受重視，也因而成為當時經生之重要學習。[18]《聖教序》隨著初唐佛教發展之隆盛，至武后、中宗時期亦紹前二帝，另撰《聖教序》，而產生初唐《聖教序》文章內容各有不同，其文章內容有四：一為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（648年）；次是武后垂拱元年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[19]（685年）、久視元年《大周新翻三藏聖教序》[20]（700年）及唐中宗神龍元年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[21]（705年）等四種。因初唐《聖教序》文章內容之殊異，而產生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及黃永武《敦煌遺書最新目錄》卷題題名，與相關文獻資料《聖教序》題稱有所不同，然而為找出卷題題名與文獻資料題稱之間的適確性，筆者則先對照初唐四種《聖教序》文章內容。其中以武后、中宗朝寫卷卷題與文獻資料題稱較有差異，茲簡述之：武后朝為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者，有伯2155卷題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，[22]《全唐文》、《宋磧砂大藏經》均稱《方廣大莊嚴經序》；斯6139卷題《聖教序》、伯2261卷題《大唐後三藏聖教序》，《全唐文》及《宋磧砂大藏經》則均題稱《方廣大莊嚴經序》。為《大周新翻三藏聖教序》者，伯3831卷題《三藏聖教序》，與《全唐文卷九十七》題稱相同，而與《宋磧砂大藏經》題稱為《大周新翻三藏聖教序》互異。中宗朝之文章內容為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者，斯462、伯2899（卷前首行寫金光明最勝王經第一、次行抄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）、北圖8408（翔050）、伯3154皆卷題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，而《宋磧砂大藏經》卻題稱《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》。上述為初唐敦煌寫卷《聖教序》卷題題名與《宋磧砂大藏經》、《全唐文卷九十七》題稱篇名之文字差異概況。
初唐《聖教序》銘石書之內容包括太宗〈聖教序〉、高宗〈述聖記〉。此豐碑分別有褚遂良楷書《雁塔聖教序》（653年）、《同州聖教序》（663年）、王行滿《招提寺三藏聖教序並記》（657年）及懷仁行書《集字聖教序》（672年）。從《雁塔聖教序》至《集字聖教序》僅短短二十年，即有《聖教序》銘石書四種問世，說明著初唐帝王政治威權與佛教盛行之政教融和，而使得《聖教序》於初唐年間風行一時。關於敦煌寫卷《聖教序》中，伯2323是太宗朝寫卷，此卷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一書，卷題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》，[23]黃永武《敦煌遺書最新目錄》，則題《大唐三藏聖教序．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》，[24]雖卷題略異，但此卷題記載貞觀二十二年，顯示其時間已較初唐《聖教序》銘石書為早，這應是研究書史的新發現。
肆、敦煌寫卷伯2323《聖教序》之外的十四卷敦煌《聖教序》[25]
本文依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與黃永武《敦煌遺書最新目錄》，已蒐集敦煌寫卷《聖教序》十五卷，其中僅伯2323寫卷有明確題記。寫卷題記乃研究敦煌寫卷之重要指標，根據題記可以瞭解寫卷之內容與目的，[26]內容包括人、時、地、事之相關事情，目的則有祈願、供養、受戒、誦讀、流傳等不同功用。伯2323將稍後述之，其餘各卷無題記，茲先略述：
（一）太宗、高宗朝之敦煌《聖教序》
太宗、高宗朝之敦煌《聖教序》，係貞觀廿二年六月太宗及李治尚為太子身分所製之《序、記》。[27]
1、斯4818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》（圖一）
此卷為一殘卷，無題記，無年代。卷題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》，雖有經題而無經文，首行經題，次行即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，共二十七行，每行十七字。首行經題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」之右下端，有另一行草書「多經品第一」，此五個字用筆與書體均與本卷有異，非同一人手筆，應後人所加。卷題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」與《聖教序》書風相同，為同一人所書。此卷次行之「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製」，所書文皇帝乃太宗諡號，故可推論此卷應抄於高宗履祚以後，此卷書法點畫用筆，受歐、褚之滋乳，用筆細緻，體勢端整，堪稱佳品。
《述三藏聖教序》寫於此卷背面，為一殘卷，字蹟漫漶不清，卷首卷末均缺，無題記，無年代，卷品甚差，此卷內容混雜，《聖教序》、《述聖記》之文與佛經間雜。先有《述聖記》，中間雜有佛經二十四行，後接《聖教序》，內容不相銜接，《聖教序》有文無題，《述聖記》有文有題，其題「大唐皇帝述聖記」，續寫於《聖教序》之末字「大」之後，而末句「與乾坤而永大」誤寫為「太」，故此卷應屬斷卷而倒裝錯置之卷。[29]此卷抄寫時間，依題稱「大唐皇帝述聖記，在春宮日製」，推論應屬高宗時期抄寫。此卷用筆結體雜亂，應是練習生所抄，其書法粗劣，品相甚差。
3、伯2780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（圖三）
卷題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，為一殘卷，卷首卷末均缺，無題記，無年代。卷存四十四行，《聖教序》三十八行，《述聖記》六行，行中有部份文字缺損，從第卅九行「大唐皇帝述 聖記」，與碑刻本高宗顯慶二年（657年）王行滿《聖教序》「皇帝述 聖記」、咸亨三年（672年）懷仁《集字聖教序》「皇帝述三藏 聖記」所稱「皇帝聖記」用辭相當，應可推知此卷為高宗時期抄寫。此卷書風歐骨褚面，用筆遒勁，體勢端正中時有意態，甚是佳品。
4、伯3127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（圖四）
此卷卷題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，雖無題記，無年代，但《序、記》全文內容完整，共五十三行，《聖教序》三十行，《述聖記》廿三行，每行字數不一，除首行因序名而寫七字，以及末行寫九字外，其餘每行最少廿二字，最多廿八字。從此卷之「世」、「治」均無避諱，及《述聖記》寫「皇太子臣治述」看來，推論應為高宗履祚之前抄寫，行書書體，抄寫年代應較咸亨三年（672年）懷仁本行書《集聖教序》更早，無烏絲欄界格，橫畫收筆有時略帶隸意，開頭幾行字體稍端謹，爾後時楷時行，《聖教序》後段之後，已全然行書筆意，應屬能書經生抄經之作，為王書系統之苗裔。
5、北圖8409（玉092）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（圖五）
此卷雖卷題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，但依文字內容是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、記》。為一殘卷，卷首卷末均缺，無題記，無年代，雖有二十八行，《聖教序》二十二行，部份文字已缺損，《述聖記》六行。就行中「大唐皇帝述 聖記 在春宮日製」，推知應高宗時期抄寫。用筆結體兼雜歐褚，與「伯2780」書風相近，似為同一人手筆，體勢中宮緊結，端整遒美，堪屬佳品。
6、斯4612《大唐皇帝述聖記》（圖六）
（二）武后朝之敦煌《聖教序》
武后朝之敦煌《聖教序》為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、《大周新翻三藏聖教序》，以下各卷內容與太宗、高宗之《序、記》不同。
1、伯2155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（圖七）
伯2155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寫於此卷卷背，卷背所寫依序先有靖邁〈唯識二十論序〉、李百藥〈大乘莊嚴論序〉，續接此《序》。三篇序文之書法風貌極為相近，應屬同一人手筆。就敦煌遺書之抄寫內容來說，常有一件文書抄寫多種內容，而抄者僅有一人。[36]此卷無題記，無年代，卷題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，其文字內容與《宋磧砂大藏經》及《全唐文‧卷九十七》[37]所錄之〈方廣大莊嚴經序〉相同；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為武后垂拱元年（685年）親作。[38]此卷書法之橫畫、豎畫，運筆筆壓平穩，線條無乍粗乍細之狀，轉折用筆先輕頓，續調換筆鋒，稜角峻拔，有歐書之法乳，結字內聚外舒；但線質單一，未見方圓直曲交融，體勢縱長寬扁，參差融雜，應屬經生所抄工整一類。
2、斯6139《聖教序》（圖八）
卷題《聖教序》，此卷嚴重殘缺，首尾均無題記，亦無年代，僅餘八行文字，且殘存字數多寡不一，卷品差。細查其文字內容，為武后之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。就書法來說，單從轉折用筆是先提筆後調換筆鋒，但稜角垂斜缺乏骨力，應屬一般經生臨寫抄錄之作。
3、伯3831《三藏聖教序》（圖九）
此卷卷題《三藏聖教序》，卷題名與《全唐文》卷九十七所錄篇名《三藏聖教序》[39]相同，但與《宋磧砂大藏經》稱《大周新翻三藏聖教序》有異，三者題稱雖殊，但文章內容是同一的。《大周新翻三藏聖教序》為武后久視元年（700年）之作，依文字內容此卷推論屬久視元年之後寫本。此卷首尾皆無題記，饒宗頤 先生謂此卷為武后時期之寫本，以其文中有「久視元年，歲次庚子五月五日 繕寫畢功。」[40]此卷用筆精熟謹慎，橫畫左輕右重，以尖鋒起筆，重頓作收，轉折稜肩帶圓轉，結體謹嚴，其書風屬歐褚餘蔭，堪稱佳品。
4、伯2261《大唐後三藏聖教序》（圖十）
此卷無題記，無年代。雖卷題《大唐後三藏聖教序》，然其文章內容仍為《大唐新譯三藏聖教序》，序之全文完整，每行多半十七字，與伯2155每行或廿六、廿七、廿八不規律性有別。此卷有烏絲欄為界格，其用筆方筆取勢，橫畫多呈仰俯波狀，轉折多圓勢不帶稜角，點畫承接偶帶行意，撇畫常現長弧之勢，體勢柔婉，與初唐勁挺書風有別，似有漸趨變調之形貌。
（三）中宗朝之敦煌《聖教序》
中宗朝之敦煌《聖教序》為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，與太宗、高宗朝及武后朝之《聖教序》內容均迥然有別。
1、斯462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（圖十一）
此卷無題記無年代，此卷尚稱完善，僅末段缺損。卷題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，其文章內容與《宋磧砂大藏經》之〈大唐龍興三藏聖教序〉相同。武后於七○五年一月去位，由中宗復位，同年十一月武后崩，改稱為「則天大聖皇后」，此卷文章為中宗〈序〉，而仍寫「則天大聖皇帝」，則可推想抄寫於武后去位與崩殂之際。此卷書法點畫精整，體勢中宮緊結，從用筆及結構觀之，兼具歐、褚特色，堪為佳作。
2、伯2899《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》（圖十二）
此卷為殘卷，無題記，無年代，卷品亦差，字跡糢糊，脫落文字甚多。卷首首行為經題《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》，無經文；次行寫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，第三行起為序文前段文字，序文後段文字已脫落。此卷書法呈現初唐勁健風貌。
3、北圖8408（翔050）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（圖十三）
4、伯3154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、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》（圖十四）
此卷卷題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、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》，為一殘卷，卷末殘缺，無題記無年代。首行寫《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一》，有經名而無經文，次行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，序文後段文字已缺損。此卷書法結體方整緊密，用筆略具褚意，與斯462、伯2899相較，則其用筆謹慎，結構穩定，為中宗朝《大唐中興三藏聖教序》甚佳之寫卷。
「斯343」、「斯6139」、「伯2899」、「北圖8408（翔050）」等四卷卷品粗略，「斯4818」、「伯2780」、「伯3127」、「北圖8409（玉092）」、「斯4612」、「伯2155」、「伯3831」、「伯2261」、「斯462」、、「伯3154」等十卷書法堪稱佳品，其中「伯2155」、「伯3831」並收錄於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欣賞篇中。[42]上述各卷均無年代題記，係考究上一大憾事，但以書法之佳品，仍不失其研究價值。
伍、敦煌寫卷伯2323《聖教序》（圖十五1～3）
《宣和書譜卷十一》：「昔太宗作《聖教序》，世有二本，其一褚遂良書，一則懷仁書集羲之諸行字法所成也。」[43]《宣和書譜》係就當時北宋書法社會之經典碑刻書法而述，未述及抄本《聖教序》。茲從敦煌遺書發現之後，寫卷書法已漸受重視，當代學者饒宗頤也曾謂倫敦藏寫經鈔本《聖教序》有三卷，[44]其所述三卷「斯4612」、「斯4818」、「斯343」，前已略述。本節以伯2323題記之年代、地點明確，足供稽考，且其書法精良，卷幅最長，形制完備，為敦煌寫卷《聖教序》之最佳抄本，而論述如下：
一、敦煌寫卷伯2323《聖教序》與銘石書《聖教序》之避諱
避諱為中國特有之風俗，起於周、成於秦、盛於唐。避諱之法有「改字」、「空字」、「缺筆」、「改音」等四種。避諱改字，見於《新唐書．百官志》：「右春坊……永徽元年，避太子名，復改中舍人曰內舍人。」[45]「永徽三年，避皇太子名，復改中允曰內允。」[46]「永徽三年，避太子諱，改中郎將曰旅賁郎。」[47]避諱空字，首見貞觀四年《等慈寺碑》，[48]碑文中之王充原係王世充，因避太宗之諱。
避諱缺筆，依陳垣《史諱舉例》：「當起於高宗之世」。[49]初唐之避諱缺筆應在唐高宗踐祚之初，[50]於世傳初唐《聖教序》四碑，褚遂良《雁塔聖教序》（高宗永徽四年653年）《序》中「現常之世」、「遷儀越世」與《記》中「浮華之世」之「世」，均缺一短橫；高宗《記》中「治八荒」、「治輒以」之「治」，右旁「台」末筆短橫缺筆，又「民仰德而之導」之「民」，改字為「人」；懷仁行書《集聖教序》（咸亨三年672年）「治八荒」、「治輒以」之「治」，左偏「氵」只寫「ˊ」，此二碑，均有缺筆或改字，為避諱構形。另《同州聖教序》唐高宗龍朔三年（663年），其「民仰德而之導」之「民」，也改字為「人」，而其「現常之世」、「遷儀越世」、「浮華之世」與王行滿《招提寺三藏聖教序並記》顯慶二年（657年）碑中之「世」，及「治八荒」、「治輒以」之「治」，目前所見似均無缺筆，然而其實在初唐是缺筆的，祇是唐代以後，經後人予以補筆。[51]
初唐避諱之法，黃緯中〈談初唐避諱做法及其在書跡鑒定上的應用〉認為初唐尚有以一文字「局部改寫」之避諱方法，他舉相關唐碑中說明「局部改寫」避諱始於顯慶二年，[52]並又舉貞觀廿二年佛經寫卷《善見律》中「虎」字缺筆避諱，為初唐避諱缺筆之更早的實例，[53]該文中，黃 先生也說明「虎」字之缺筆，乃李世民為避其曾祖李虎的諱。茲為慎重起見，以李淵（566－635年）為推算，與李虎生平時間相接近之敦煌寫卷，北魏寫卷伯2143《大智第廿六品釋論》（北魏普泰二年，西元532年）[54]、隋寫卷斯3935《大集經卷第十八》（開皇三年，西元583年），[55]此二卷題記載述之時間，皆較《善見律》為早，卷中之「虎」字均無缺筆，故可推知以《善見律》之「虎」字缺筆，說明貞觀廿二年之缺筆避諱，於敦煌寫卷亦另有此佐證，而藉此補述。
初唐之避諱，太宗朝並未嚴令執行。伯2323之「世」「治」、「昬」、「葉」等字，均無「缺筆」現象，此卷可謂為太宗時代避諱無嚴行之例證，亦能苻合陳垣《史諱舉例》之述。[56]而上述世傳高宗時期四種碑刻《聖教序》，均有「缺筆」、「局部改寫」之避諱，從伯2323寫卷的無「缺筆」或「局部改寫」，與世傳《聖教序》四碑的避諱缺筆，反映著太宗朝之避諱並未嚴行，而高宗時期則普遍推行，及說明了伯2323寫卷較世傳《聖教序》四碑之時間為早，於此亦屬有所依據。
二、伯2323之型式、時間與地點、書寫者、書法特色
（一）型式
「伯2323」此卷書寫分前後兩部份，書風一致，為同一人手筆。前部份《聖教序》為貫經之首的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與《述聖記》，後部份為本經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經文及題記。前部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殘存廿一行，《述聖記》存三十六行，每行以十七字為多，或有十六字者。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[57]原文781字，此卷尚餘347字，其中殘損者僅六字；此卷《述聖記》[58]原文579字俱存，共三十五行，每行以十七字較多，或有十六字者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載述太宗親製成《聖教序》時，曾敕令須貫於佛經經文之前，[59]茲觀此卷前後之抄寫次序，正與相關佛教文獻記載相符。
此卷書體小楷書，卷尾有題記，卷首《序、記》，經名「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」，其字體比長幅經文大些，《序、記》與長幅經文之字體同大小，卷尾又載經名，才續寫題記，題記字體更小。題記內容包括譯主玄奘法師、證義弘福寺沙門玄謨、證文大摠持寺沙門辯機、筆受杜行顗。中國佛教譯經的發展，於南北朝雖已有官方設立譯場，[60]但那時譯場組織仍未成型，至初唐玄奘法師從西域歸國後，貞觀十九年三月玄奘法師奉詔籌設國家譯經機構，譯主之下，設證義、證文、筆受、書手等分工職司，[61]而使譯場組織愈臻周備。此卷題記所載時間與譯主、證義、證文、筆受之分工專司甚為詳備，與佛教文獻之錄相符，故此卷是初唐具有完備型式的較早寫卷之一。
（二）時間與地點
題記是考探敦煌遺書抄寫時間的一個主要指標，此卷卷尾題記：「貞觀廿二年十月一日於雍州宜 君縣玉華宮弘法臺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。直中書長安杜行顗筆受，弘福寺沙門玄謨證梵語，大摠持寺沙門辯機證文。」依題記所示，就時間說，貞觀廿二年春，太宗駕幸玉華宮，六月玄奘法師應太宗之詔，赴玉華宮，太宗、李治也於六月分別親作《序、記》，[62]十月一日 玄奘法師翻訖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》。[63]就地點說，後唐書：「貞觀二十一年秋七月，建玉華宮於宜 君縣。」「貞觀二十二年春二月，幸玉華宮。」「十月癸亥，至自玉華宮。」[64]《新唐書‧卷四十一‧地理志》：「貞觀十七年，宜君隸雍州。」[65]此卷題記所示時間與地點，與史實及佛教文獻皆能相符；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亦認為「此卷當是在長安抄寫」，[66]因宜君縣屬長安所轄。綜上前述，作為此卷時間與地點之論證。
（三）書寫者
關於此卷書寫者，為審悉此卷之重要議題，[67]茲推論如下：
1、李治
貞觀十七年（643年）四月太子李承乾伏罪被廢為庶人，李治於當年當月即奉詔被立為皇太子。李治雖已繼承太子，但有李承乾被廢的前車之鑑，仍須謹慎其儲位。其母文德皇后於貞觀十年六月崩殂，為念及其父與母文德皇后之感情深厚，而為文德皇后祈求冥福，以表孝思，也可能親寫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這是就當時政治背景與李治孝思為考量的一種推想。若以書法方面，《淳化閣帖‧卷一》高宗宸翰有十二帖，其中楷書六帖，「東都帖、九乾門帖、六尚書帖、昨日帖、使至帖、遣弘帖」等，[68]後人對其書法之評論，見於《法書要錄卷四．唐朝敘書錄》：「龍朔二年……今觀聖跡，兼絕二王。」宋朱長文《墨池編》：「高宗雅善真草隸飛白。」《山谷題跋》：「高宗雖潦倒怕婦，筆法亦極清勁。」[69]唐、宋書論家評其清勁，大概指李治中、晚年《李勣碑》、《紀功頌》等行書之類。至於《淳化閣帖》中李治楷書用筆秀雅，體勢端整，與此卷點畫骨峻剛健，結體挺拔攲側，兩者之書風顯有殊異，此卷整體上難以歸入初唐的那一書派。況且貞觀元年已推行書教，而貞觀二十二年時李治始弱冠，其青、少年時期正成長於書教背景中，應不可能寫出與書教體制不同之書風，故推論此卷非李治所書。
2、杜行顗
此卷題記載「杜行顗筆受」，何謂筆受？據丁福保《佛學大辭典》解釋，筆受者將譯主所宣說梵文先以漢文繕寫，當時筆錄之佛經尚為未定本，蓋筆受之後，所譯之經仍須經過證義、證文、綴文、參譯及校勘等程序，方能成為佛經定本，[70]所以筆受為初唐翻譯佛經過程中，佛經未成為定本之前，將口譯佛經以漢文抄錄的人。[71]筆受既非佛經定本之抄寫者，則與抄寫佛經定本之書手、經生性質不同，因書手、經生為祈福、求功德及傳教義而抄經，而筆受之抄寫乃其譯場職司，兩者顯然迥異。
據題記「直中書長安杜行顗筆受」，杜行顗何許人？唐世之筆受以朝臣為之，[72]直中書為唐之官銜，則杜行顗應是朝廷命官，但正史無傳，其生平事跡，見於相關佛教文獻，《開元釋教錄卷九》謂：「杜行顗唐代譯經居士，京兆人，儀鳳年間任朝散郎，行鴻臚寺典客署令。通曉各國語言，兼善文藻，尤精天竺語言。儀鳳四年正月（679年）奉詔譯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》一卷。」[73]上述杜行顗一生僅譯經一部一卷，且譯出已是玄奘法師圓寂之後。另湯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：「與玄奘先後同時譯人中有杜行顗。」並謂其「官鴻臚寺典客令，明諸番語及天竺語書，譯經一部一卷。」[74]及黃運喜〈玄奘大師的晚年行實—以高宗朝為中心〉一文考察，玄奘大師講學，參與譯場工作之緇素大德中，有信士杜行顗。[75]以上佛教文獻與現代佛學論述資料，顯示杜行顗均無「直中書」之官稱。所謂「直官」特性是以他官為權攝，[76]此卷寫杜行顗直中書，也許是藉之為敬稱，就當時佛教領域及身分，筆受皆較書手、經生為位尊，因而抄此經者，對杜行顗已是朝廷命官也是筆受，而以直中書稱之，推想是一種禮數之敬。綜上之述，從杜行顗於譯場職司既為筆受，已可推論杜行顗非此卷抄寫者。
3、東宮之書吏、書手、經生
太宗於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駕崩，此卷貞觀二十二年十月抄寫，前後相差祇七個月，李治當時雖為東宮太子，但太宗體衰多病，李治已時須兼顧朝政而繁忙，所以若交付東宮所轄之書吏、書手、經生抄寫此卷，或謂不無可能。惟設若東宮之書吏、書手、經生抄寫此經，為示慎重，以免經文疏漏訛誤，則應有校閱、監閱之程序。初唐宮廷經生、書手抄寫佛經，多須有校、監之制，而此卷題記校閱、監閱卻均闕略，職是之故，此卷應非東宮書吏、書手、經生所抄寫。
4、玄奘法師之弟子
玄奘法師於貞觀十九年春正月返回京城，即開始為譯經與籌置譯場忙碌，貞觀十九年至貞觀二十三年之間，玄奘法師除譯經不輟，亦常伴太宗，為其講佛經、解疑惑，以及因應諸多佛事極為繁忙，基此或由其善書弟子抄寫。玄奘法師為初唐緇門領袖，其智德貞亮，儀韻淹深，太宗每思逼勸歸俗，從其御製《聖教序》：「有玄奘法師者，法門之領袖也。幼懷貞敏，早悟三空之心。長契神情，先苞四忍之行。松風水月，未足比其清華；仙露明珠，詎能方其朗潤。故以智通無累，神測未形，超六塵而迥出，隻千古而無對。」[77]由《序》文中而知太宗晚年時對玄奘法師崇拜至極，玄奘法師能使帝王如此仰慕，其弟子在無任感戴之下，而為其所譯《能斷般若》抄寫，或不無可能，惟其弟子是否有善書者，以及有否為其抄寫《能斷般若》，目前均無相關文獻資料為印證。故以其弟子為推論，亦屬不宜。
5、玄奘法師
此卷書寫者是否為玄奘法師，擬就此卷之有關文獻、書法、避諱及題記內容等議題，而推論論點有四：
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譯本，自後秦鳩摩羅什譯起經北魏菩提流支至初唐玄奘譯止，有譯本五種，[78]經查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蒐集之敦煌遺書，卷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之寫卷，計有一千五百餘卷號，其中卷題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僅此一卷；據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七，記載玄奘大師依梵文翻譯題名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以別舊經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[79]卷十亦敘述玄奘法師曾命其弟子嘉尚法師，具錄其一生所翻經、論，而有「又抄寫《能斷般若》」[80]之記載。故從目前出土敦煌遺書卷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數量，以及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載述而考察，推論此卷抄寫者為玄奘法師，此其一。
玄奘法師生於隋仁壽二年（602年），為河南陳留（一作偃師）人。河南於北魏明元帝時（約423年）已為所併轄，[81]曾祖父欽、祖父康均曾仕於北魏、北齊，父慧，早通經術，有儒者之容，入隋而潛心墳典。[82]玄奘法師十三歲出家於洛陽，高祖武德五年（622年）廿一歲於成都受具，廿二歲講佛學於荊州，復遍謁西北州郡諸師，廿四歲入長安問學。[83]爾後於貞觀元年（627年）秋西行，貞觀十九年（645年）春返京，[84]至貞觀廿二年譯《能斷般若》，當時法師年四十七，茲綜觀玄奘法師生長及其西行返京背景，其活動範圍均在北派書風[85]的書法環境，自然而受北派書風影響。玄奘法師學問淵博、智德貞亮，[86]然而中國書法史卻未載述玄奘法師有關書蹟，即使書法文獻或書論資料亦乏提及。[87]但一九五六年陜西宜君縣玉華宮遺址，已發現玄奘法師敬造釋迦牟尼佛像之石座，有題刻：「大唐龍朔二年，三藏法師玄奘敬造釋迦佛像供養。」[88]（圖十六）此題刻二十個字用筆方峻勁利、結體峻峭方整，為北派遒健峻謹之書風特色。茲以玄奘法師敬造《釋迦佛像題刻》與伯2323《聖教序》之點畫用筆舉例對照（圖十七），前者「大」、「養」，後者「天」、「文」、「夫」、「八」之撇末端弧形提鋒、捺腳勁健爽利；前者「玄」、「奘」、「年」，後者「万」、「有」、「翠」之橫畫方折起筆，中段微細首尾略重，收筆向右側重按，線狀左低右高攲斜明顯；前者「唐」、「龍」、「迦」，後者「迦」、「皇」、「顯」之轉折稜角方勁骨強；前者「造」與後者「述」之辵部捺腳粗勁有力，二者點畫用筆幾近相似。又伯2323寫卷中「聖」字構形（圖十八），左偏「耳」與右旁「呈」是左右避讓的結構關係，而初唐敦煌寫卷「聖」字多半為上下覆承的結構關係；[89]而有隋寫卷（613年）伯2091《勝鬘義記卷下》[90]「聖」字（圖十九）與此卷「聖」字均為左右關係構形。以前述玄奘法師活動背景來看，無寧謂玄奘法師不受當時初唐時代主流書風之影響，而仍依隋卷伯2091，將「聖」字以左右關係構形抄寫。且此卷與《善見律》抄寫時間同為貞觀廿二年，而伯2323《聖教序》健勁，《善見律》溫秀，二者書貌迥異，誠如劉熙載《藝概》：「南書溫雅，北書雄健。」[91]故就用筆、結體與書風特色來說，而推論此卷染翰者是玄奘法師，此其二。
伯2323卷中之「世」「治」、「昬」、「葉」等字，均無避諱，從現存貞觀年間碑刻和墓誌銘「世、民」普遍不避諱，[92]可知貞觀時期避諱並未嚴令執行，此卷若屬玄奘法師抄寫，於貞觀時代之流風，而卷中「世、民」二字自然亦不避諱；高宗朝是初唐避諱之風盛行時期，從永徽四年十月（653年）銘石書《聖教序》至睿宗光宅元年十一月（684年）《李灌頂墓誌銘》，[93]這一期間多有避諱缺筆及局部改寫之碑刻。茲以初唐太宗與高宗所推行避諱政策而觀此卷，故推論此卷書寫者為玄奘法師，此其三。
貞觀廿二年八月直司書手郗玄爽抄寫伯3709《佛地經》，[94]十二月官署書手國詮抄寫《善見律》，[95]此二卷皆屬官寫卷，前者題記有名臣許敬宗監閱，後者題記之校閱、監閱更加詳備，校閱有初校一人、再校一人，監閱四人、總監閱一人，其中還有當時名書家趙模監閱、名畫家閻立本總監，此二卷均顯示初唐敦煌佛經寫卷題記之完備性，當時官署之經生、書手抄寫佛經，均有校閱、監閱之程序。而伯2323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、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》為玄奘法師翻譯，若《序、記、能斷般若》又屬其自抄，則題記上應無庸贅敘校閱、監閱，祇要記述證義、證文、筆受等譯場組織職司，即可謂周備。職是之故，從題記內容之周備形制為思考，而推論此卷書寫者為玄奘法師，此其四。
（四）書法特色
此卷用筆，橫畫露鋒起筆，收筆重頓，直畫起筆橫勢重按，收筆駐筆回鋒之垂露居多，點畫技巧呈方嚴勁強，結字峻拔中宮緊結，章法上以斜勢縱扁寬窄，或端謹，或攲正，錯綜參合，其用筆與體勢與隋《啟法寺碑》、初唐《等慈寺碑》、敦煌遺書隋寫卷伯2091《勝鬘義記》、初唐寫卷斯2838《維摩詰經卷下》風格甚為相近，均顯現初唐早期書風之北派特色。
茲以當時主要北派書家與玄奘法師之書風特色，列表參考：
書寫者 | 年代 | 作品 | 書風特色 |
顏師古50歲 | 貞觀四年（630年） | 等慈寺碑 | 健勁雄渾 |
歐陽詢75歲 | 貞觀五年（631年） | 化度寺碑敦煌本 | 遒逸俊秀 |
歐陽詢76歲 | 貞觀六年（632年） | 九成宮醴泉銘 | 挺拔端謹 |
歐陽詢81歲 | 貞觀十一年（637年） | 虞恭公碑 | 溫秀謹潔 |
歐陽詢81歲 | 貞觀十一年（637） | 皇甫誕碑 | 森秀精勁 |
褚遂良46歲 | 貞觀十五年（641） | 伊闕佛龕碑 | 方整寬博 |
褚遂良47歲 | 貞觀十六年（642） | 孟法師碑 | 遒健靜麗 |
褚遂良54歲 | 貞觀廿三年（649） | 裴藝碑 | 健勁秀雅 |
褚遂良57歲 | 永徽三年（652） | 房玄齡碑 | 瘦勁多姿 |
褚遂良58歲 | 永徽四年（653） | 雁塔聖教序 | 勁婉雅麗 |
玄奘法師47歲 | 貞觀廿二年（648） | 伯2323聖教序 | 峻拔健勁 |
陸、結語
初唐敦煌佛經寫卷是經生楷書發展的顛峰，中晚唐時期已未能賡續發揚，[96]精緻楷書寫卷漸漸杳然澌盡，以後經生楷書更是江河日下。中、晚唐楷書寫卷書法品質雖然減低，但行、草書寫卷之量，卻較初唐為多，行、草寫卷不僅數量增加，水準也頗有提昇。這樣的現象，一是與書法流變攸關，因為中、晚唐時行草書家不斷湧現，如張旭、懷素、李邕、賀知章等，張旭、懷素以草書擅名當時，名流、士大夫、文士皆翕然風從，[97]流風所及，寫經書手亦獲其沾溉。另一則與中國印刷術發展相關，中國印刷術之傳播，應在初唐高宗至武后時期，現存日本《妙法蓮華經功德品第十七》一卷，及韓國佛國寺雕版印刷《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》均為武后時期印製，[98]可見印刷術於初唐末期已在推行，中唐以後印刷術逐漸發達，佛經印刷又以楷書為主，因此影響著楷書寫經之發展，而中、晚唐時期敦煌佛經寫卷行、草書數量增加，應是與當時的書體流風，以及中唐之後印刷術推廣有密切關係。
本文先討論無題記、無年代之十四卷殘本《聖教序》，主要為襯托伯2323《聖教序》之珍貴價值。而此際之初探，係為說明：首先，除初唐《聖教序》碑刻四種版本之外，還有敦煌寫卷《聖教序》，其學術性之價值，不能僅止於典藏，應成為研究初唐書法史的重要資料。其次，個人依文獻資料及其書風特色，而推論伯2323《聖教序》為玄奘法師之書蹟。[99]再其次，此卷為墨跡紙本，就探討書法之筆墨神態「墨跡與碑刻」如何取捨，[100]應較碑刻本《聖教序》而有其卓越性；另對於意欲研究唐人書技的下筆之法，[101]也應較從碑刻本《聖教序》揣摩而更有裨益。基此，伯2323《聖教序》正待我輩予以多方面研臨及探析，故應以敦煌抄本《聖教序》為名，與碑刻本《聖教序》區別，而使之傳揚。
附錄：
壹、本文所用敦煌寫卷資料，其收藏處之名詞略稱如下：
1、伯：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文書伯希和編號
2、斯：英國倫敦不列顛圖書館藏敦煌文書斯坦因編號
3、北圖：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文書編號
貳、參考文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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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蘇瑩輝《敦煌學概要》國立編譯館主編，五南圖書公司，民國81年5月初版，頁135。參鄭汝中《敦煌書法庫第一冊‧敦煌書法概述》：「蘇聯曾公布其敦煌遺書目錄第229號，為宋真宗景德三年（1006年）。」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94年1月1版，頁3。
[3]本文初唐書法之時期界定，係據北宋張師正《倦遊雜錄》：「初唐字學勁健，得晉宋風；開元以後，變為肥厚；元和以後柳、沈之徒，復尚清勁。」及康有為《廣藝舟雙輯》：「唐世書凡三變，初歐、虞、褚、薛、王、陸，並轡叠軌，皆尚爽健。開元御宇，天下平樂，明皇極豐肥，故李北海、顏平原、蘇靈芝輩，並趨時主之好，皆宗肥厚。元和後，沈傳師、柳公權出，矯肥厚之病，專尚清勁，然骨存肉削，天下病矣。」華正書局，民國74年2月初版頁43-44。
[4]王學仲〈碑帖經書分派論〉，《中國書法》，1986年第3期。
[5]方廣錩〈論敦煌遺書總目錄之編纂〉《佛教圖書館館訊季刊》35期，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，民國92年12月出版，頁8。
[6]華人德編《歷代筆記書論彙編》，蘇軾《仇池筆記卷下》：「唐人薛、褚之流，硬黃臨仿，亦足為法。」，頁16。朱弁《曲洧舊聞卷九》：「今間有唐人遺跡，雖非知名之人，亦往往有可觀。」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6年11月1版，頁58。
[7]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85年12月台1版2刷，頁373。
[8]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，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71年6月初版，頁449。及黃永武《敦煌遺書最新目錄》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75年9月台1版，頁651。
[9]敦煌遺書探討之重要，以查考原本為主，而使用影本有其弊病。參考同註7，頁7～10。
[10]《唐會要．卷六四》，世界書局，民國63年8月4版，頁1115。
[11]同上註，頁1114。
[12]參《書道全集》第八卷，賴俊雄譯稿，日本平凡社，1930年3月再版，解說頁3-4。
[13]陳寅恪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‧敦煌劫餘錄序》第1本第2分，民國19年，頁231。
[14]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‧卷六》，北京中華書局，2000年4月1版，頁142。
[15]引書同上註，頁146。
[17]《乾隆大藏經‧西明寺道宣撰大唐內典錄卷五》，傳正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年1月，頁459。
[18]《四部備要集部》袁确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十七：「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。」中華書局，民國55年3月台1版，頁4。
[19]釋星雲《世界佛教史年表》，佛光出版社，1987年6月，頁89。及《全唐文》卷九十七，頁721。
[20]《全唐文》卷九十七，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，1996年12月，頁722。
[21]《宋磧砂大藏經．金光明最勝王經》第9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76年4月1版，頁509。
[22]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伯2155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75年8月台1版，第115冊515頁。另湯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90年4月初版，頁27。
[23]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，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71年6月初版，頁261
[24]黃永武《敦煌遺書最新目錄》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75年9月台1版，頁651。
[25]敦煌遺書另有《聖教十二時》，參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斯5567（第43冊454頁）、伯2918（第125冊221頁）、伯2734（第123冊523頁）等三殘卷，卷題文字與唐《聖教序》略似相近，但文章內容毫不相屬。
[26]同註7，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頁272。
[27]伯2323卷題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，其內容包括唐太宗《聖教序》、高宗《述聖記》，參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六、卷七，頁142、146。
[28]饒宗頤〈敦煌寫卷之書法〉《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》：「倫敦所藏寫經，鈔《聖教序》有三卷之多」，新文豐公司出版，民國81年11月初版，頁25。
[29]同註7，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頁54。
[30]國立編譯館主編《唐代研究論集》第三輯，新文豐出版社 民國81年11月初版，頁72。
[31]同上註，頁62。
[32]同上註，頁62。
[33]同上註，頁64。
[34]同註7，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頁430。
[35]同註7，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頁423。
[36]同註7，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頁234。
[37]同註20，《全唐文》，卷九十七，頁721。
[38]同註20，《全唐文》，卷九十七，頁721。
[39]同註20，《全唐文》，卷九十七，頁722。
[40]王重民《敦煌遺書總目索引》：「久視元年武后撰」，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71年6月初版，頁296。饒宗頤《敦煌書法叢刊》第十八卷，二玄社出版，1983年9月初版，頁90。
[41]同註7，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頁226-231。
[42]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（伯2155）138冊，頁340-349；（伯3831）140冊，頁392-394。
[43]楊家駱主編《宣和書譜》，世界書局，民國77年5月6版，頁502。
[44]《唐代研究論集第三輯》：「倫敦藏寫經鈔《聖教序》即有三卷之多（L.Giles新編目錄一至三號，其第2之（1）亦即《聖教序》、斯4612、斯4818）」，國立編譯館編，新文豐出版社，民國81年11月，頁25。
[45]《新唐書‧卷四十六‧百官志》，鼎文書局，民國79年7月6版，頁1296。
[46]同上註，頁1293。
[47]同上註，頁1282。
[48]《等慈寺碑》建碑何時？本文採《唐會要‧卷四八》：「等慈寺碑銘，……貞觀四年五月建造畢」，世界書局，民國63年8月4版，頁849。
[49]陳垣《史諱舉例》：「當起於高宗之世」，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，頁207。啟功《啟功叢稿．唐人寫經殘本四種合裝卷跋》：「右唐人寫經四段，……避諱缺其點畫，始自高宗之世。」頁355。
[50]黃緯中《書史拾遺》，麋研齋筆墨有限公司，民93年11月，頁33。
[51]谷村憙齋《書海月刊．關於同州聖教序之種種》，第813期，賴俊雄譯稿，日本書海社，1992年5月，頁1。
[52]同註50，黃緯中《書史拾遺》，頁33。
[53]同註50，黃緯中《書史拾遺》，頁35。
[54]題記末題大魏普泰二年（532年）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第115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73年6月台1版，頁358。
[55]題記開皇三年（583年）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，第32冊，頁417。
[56]陳垣《史諱舉例》：「武德九年，有『世及民兩字不連續者，並不須避』之令」，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初版，頁145。
[57]同註20《全唐文》卷十，頁82。
[58]同註20《全唐文》卷十五，頁124。
[59]慧立、彥悰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：「貞觀廿二年六月，帝先許作新經序，……法師重啟，方為染翰，……敕貫衆經之首。」北京中華書局，2000年4月1版，頁142。
[60]佛經譯經始於後漢，南北朝時多為帝王所重，由政府直接主持，而漸有譯場組織之雛型。參湯用彤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，頁500-501。
[61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六，頁131。
[62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六、卷七，頁126、146
[63]劉汝霖《現代佛學學術叢刊第八冊‧唐玄奘法師年譜》，大乘文化出版社初版，1980年10月，頁280。及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七，頁154。
[64]《舊唐書‧卷三‧太宗本紀下》，鼎文書局，民國79年7月，頁60-61。
[65]《新唐書‧卷三十七‧地理志》，頁964。
[66]同註7，林聰明《敦煌文書學》，頁373。
[67]參林聰明《談敦煌文書的抄寫問題‧東吳文史學報》第9號，東吳大學，1991年3月，頁16。
[68]徐明智、徐祖蕃編校明拓肅府本《淳化閣帖卷一》，甘肅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5月，頁47-53。
[70]丁福保編纂《佛學大辭典》，佛教慈濟文化中心，民國76年3月初版，頁2212、2908。
[71]有關筆受，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茲採丁福保編纂《佛學大辭典》。尚有王三慶〈試論敦煌文獻中的經齋活動及其相關問題〉：「在中國，自東漢開始漢譯佛經，即由筆受者為筆寫經典，其後復因請經或為流布之故，更將譯文輾轉書寫，由是寫經之風大為盛行。」《佛學與文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》玄奘大學，民國92年4月20日 ，頁4。華人德《六朝書法》：「口頭譯經得有人筆錄，即用書面語言記錄下來稱為筆受。」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03年12月1版，頁37。慈怡主編《佛光大辭典》：「將梵音翻譯成漢文者，稱為筆受。」佛光文化事業公司，1999年9月初版，頁6807。
[72]引書同註70，丁福保編纂《佛學大辭典》，頁2212。
[73]慈怡主編《佛光大辭典》：《開元釋教錄卷九》，佛光文化事業公司，1999年9月初版，頁2955、4934。
[74]湯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佛光出版社，民國90年4月，頁102、116。
[75]黃運喜〈玄奘大師的晚年行實—以高宗朝為中心〉《玄奘學學術研討會論文》玄奘大學，2001年11月，頁8。
[76]「直」係唐之制官，見宋沈括《夢溪筆談．故事二》：「唐制官序未至，而以他官權攝者為直官。」
[77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》，頁142-143。
[78]釋慈怡主編《佛光大辭典》：「異譯本五種，北魏菩提流支譯之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、陳真諦譯之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、隋達摩笈多譯之《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》、唐代玄奘譯之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、唐代義淨譯之《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」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88年9月初版，頁3554頁。印順《妙雲集上編》：「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什公第一次譯。除這還有五種譯本。」正聞出版社，民國81年3月修訂版，頁19。
[79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》，頁154。
[80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》：「玄奘法師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、論，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。又錄造俱胝畫像、彌勒像各一千幀，又造素像十俱胝，又寫《能斷般若》（高麗本作抄寫）、《藥經》、《六門陀羅尼》等經各一千部、供養悲、敬二田各萬餘人，燒百千燈，贖數萬生。錄訖，令嘉尚宣讀，聞已合掌喜慶。」頁220。
[81]《中國通史》上冊，文化大學出版，民國64年9月，頁128。
[82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》，頁4。
[83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》，頁5-9，及湯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，頁19。
[84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》，頁10；及卷六，頁126。
[85]梁啟超《飲冰室文集卷三歷史類．中國地理大勢論》，大方出版社民國65年2月出版，頁126。
[86]引書同註14，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．卷八》：「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，聰慧夙成、該覽宏贍、德業純粹、律禁翹勤，實三寶之棟樑，四眾之綱紀者也。」頁167。
[87]參《法書要錄》、《淳化閣帖》、《書林藻鑑》、《書學闡微》均乏載記。
[88]北山〈唐玄奘法師造像題刻〉見《書譜雙月刊》第86期，書譜出版社，1989年2月，頁5。
[89]初唐寫卷，僅北圖8318（崑96）《佛說七階禮佛名經》高宗上元三年（676年）靈圖寺僧志因寫，其中「聖」字為左右關係結構。
[90]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第114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民國74年9月台1版，頁67。
[91]《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》，華正書局，民國86年4月，頁650。
[92]引書同註50，黃緯中《書史拾遺》，頁31-32。
[93]劉正成主編《中國書法全集‧隋唐五代墓誌》，北京榮寶齋出版社，2002年10月1版，頁130。
[94]同註90，黃永武《敦煌寶藏》第130冊，頁120。
[95]施安昌主編《晉唐五代書法》，香港商務印書館，2001年7月1版，頁168。
[96]楊家駱主編《宋元人書學論著‧海岳名言》：「開元已來，緣明皇字體肥俗，始有徐浩，以合時君所好，經生字亦自此肥。開元以前，古氣無復有矣。」世界書局，民國81年10月，頁84。
[97]楊家駱主編《宣和書譜》：「懷素精意於翰墨，當時名流，如李白、戴叔倫、竇臮、錢起之徒，舉皆有詩美之。」世界書局，民國77年5月6版，頁673。
[98]參羅仲輝《印刷史話》，國家出版社2003年7月初版，頁23-24。
[99]筆者認為伯2323楷書甚具初唐北派書風，本文中舉論點有四，而推論書寫者為玄奘法師。此猶如敦煌寫卷斯373號，其背面之《唐玄奘詩五首》，是否玄奘法師詩作，亦為當前學者們所爭議，然近年中國大陸學者僧宗舜法師考探，已據理持贊同說（見《宗舜法師文集》）。
[100]引書同註96，《海岳名言》：「石刻不可學，但自書使人刻之，已非己書也，故必須真跡觀之，乃得趣。」頁84。
[101]王靜芝《書法漫談》：「我們在石刻間看不到的下筆之法，卻由經生書中，可以看到。」臺灣書店，民國89年10月初版，頁21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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